自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起，中国北方大旱，[15]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，《汉南续郡志》记，“崇祯元年，全陕天赤如血。
五年大饥，六年大水，七年秋蝗、大饥，八年九月西乡旱，略阳水涝，民舍全没。
九年旱蝗，十年秋禾全无，十一年夏飞蝗蔽天……十三年大旱……十四年旱”
。
崇祯朝以来，陕西年年有大旱，百姓多流离失所。
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，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。
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陕西又大饥，陕西巡按马懋才在《备陈大饥疏》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，蓬草吃完，剥树皮吃，树皮吃完，只能吃观音土，最后腹胀而死，[16]
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，“全陕旱蝗，耀州、澄城县一带，百姓死亡过半”
。
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，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：“盖数年来，臣乡无岁不苦荒，无月不苦兵，无日不苦挽输。
庚午（崇祯三年）旱；辛未旱；壬申大旱。
野无青草，十室九空。
……村无吠犬，尚敲催征之门；树有啼鹃，尽洒鞭扑之血。
黄埃赤地，乡乡几断人烟；白骨青磷，夜夜似闻鬼哭。
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，不可得也”
。
旱灾又引起蝗灾，使得灾情更加扩大。
河南于崇祯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皆有蝗旱，“人相食，草木俱尽，土寇并起”
，其饥民多从“闯王”
李自成。
崇祯十三、十四年，“南北俱大荒……死人弃孩，盈河塞路。”
瘟疫爆发
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，顺德府、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，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，“瘟疫传染，人死八九”
。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，疫情进一步发展。
在大名府，“春无雨，蝗蝻食麦尽，瘟疫大行，人死十之五六，岁大凶”
。
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。
广平、顺德、真定等府，类似的记载相当多。
左懋第督催漕运，道中驰疏言：“臣自静海抵临清，见人民饥死者三，疫死者三，为盗者四。
米石银二十四两，人死取以食。
惟圣明垂念。”
[17]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，朝发夕死。
“至一夜之内，百姓惊逃，城为之空”
。
[18]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七月，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，病名叫“疙瘩病”
，“夏秋大疫，人偶生一赘肉隆起，数刻立死，谓之疙瘩瘟，都人患此者十四五。
至春间又有呕血者，或一家数人并死。”
[19]“疙瘩”
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。
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春天转化为肺鼠疫。
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，十室九空。
[20]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。
在通州，“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，名曰疙疽病，比屋传染，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”
。
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“疙疽病”
，而且“见则死，至有灭门者”
。
河间府景县“崇祯十六年大疫，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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