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子口的霓虹灯牌总在午夜十二点准时闪烁，“夜来香”
三个字的红色灯管坏了半根，剩下的部分忽明忽暗，把湿漉漉的青石板路映得像泼了血。
我在这里租了间一楼的民房，窗户正对着巷子深处，每天夜里都能听见高跟鞋踩过积水的声音，咔哒，咔哒，慢得让人心里毛。
搬来的第一个星期，我总在凌晨两点被冻醒。
不是室温低，是一种贴着皮肤的冷，像有人把冰手伸进了我的被子。
起初我以为是窗户漏风，直到某天夜里，我半梦半醒间看见窗帘上有个女人的影子，长垂到腰，穿着红色的旗袍，正对着我的床站着。
我猛地睁开眼，影子没了，只有窗帘被风掀起一个角，露出外面漆黑的巷子。
第二天我问房东，这房子以前住过谁。
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脸上的粉厚得像面具，她盯着我看了半天，才含糊地说：“都是些打工的，没什么特别的。”
说话时她的手在抖，我注意到她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，磨得亮。
从那以后，怪事越来越多。
我放在门口的拖鞋总会被摆成面对面的样子，卫生间的水龙头会自己滴水，滴到第三声就停，像是在数着什么。
最让我害怕的是，我开始在房间里现红色的头，不是我的，又长又软，缠在我的枕头上、衣服口袋里，甚至是水杯的边缘。
有天晚上，我加班到三点才回来。
巷子口的霓虹灯还在闪，只是“来”
字的灯管彻底灭了，只剩下“夜香”
两个字，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
我刚掏出钥匙，就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咔哒，咔哒，和我夜里听见的一模一样。
我不敢回头，手忙脚乱地开门，身后的脚步声却停了，接着传来一阵女人的笑声，很轻，像羽毛擦过耳朵。
我冲进屋里，反锁上门，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。
客厅的灯没开，只有手机屏幕的光映着地面，我看见地板上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，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卧室，脚印很小，是女人的高跟鞋印，上面还沾着红色的泥。
我壮着胆子打开卧室的灯，床上放着一件红色的旗袍，领口绣着白色的梅花，布料冰凉，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。
我吓得后退一步，撞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，水洒在旗袍上，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，像血。
那天夜里，我抱着被子坐在沙上，不敢合眼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听见卧室里有翻东西的声音，我拿起手机，打开手电筒照过去，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，穿着那件红旗袍，正蹲在我的衣柜前翻我的衣服。
她的头很长，垂在背上，我看不见她的脸，只看见她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，和房东的那根一模一样。
天亮后，我立刻去找房东，让她退房租，我要搬走。
房东坐在椅子上，手指绞着那根红绳，过了很久才说：“你看见她了？”
我点头，她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是阿红，以前在‘夜来香’上班的，三年前死在那间屋里。”
阿红是巷子口红灯区的女人，长得漂亮，性子却烈。
有天晚上，她遇到一个客人，对方不仅不给钱，还想抢她的包。
阿红反抗，被对方推下楼梯，头磕在青石板上，流了很多血。
等现的时候，人已经凉了，手里还攥着一根红绳，是她母亲留给她的。
后来那间房子空了很久，没人敢租。
房东说，阿红死得冤，魂魄总在巷子里转，找那个害她的人，也找她掉在楼梯下的红绳。
“我给她烧过很多次纸，可她就是不走，”
房东的声音颤，“她的红绳，一直没找到。”
我想起那些红色的头，那些高跟鞋印，还有那件红旗袍。
我突然明白，阿红不是要吓我，她是在找东西，找她的红绳。
那天下午，我在房间里翻找，想帮阿红找到那根红绳。
我掀开床板，看见下面有一块松动的木板，撬开后，里面放着一个小盒子，盒子里装着一根红绳，上面还沾着已经黑的血。
我拿着红绳，走到巷子口的十字路口，把红绳放在地上，点了三炷香。
风突然大了起来，吹得香灰四处飘，我看见香的火苗晃了晃，变成了红色，像阿红旗袍的颜色。
从那以后，房间里的怪事消失了。
夜里再也没有高跟鞋的声音，也没有红色的头，窗帘上的影子也不见了。
只是偶尔，我还会在午夜十二点听见巷子口的霓虹灯闪烁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轻轻叹气，又像是在说，谢谢。
现在我还住在那间房子里，窗户上挂着一串红色的风铃，是我买的。
我想，阿红应该已经走了，带着她的红绳，去找她的母亲了。
巷子口的霓虹灯牌修好了，“夜来香”
三个字又亮了起来，只是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个穿红旗袍的女人，在夜里慢慢走着，寻找她丢失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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