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长在一个乡村贫苦家庭，童年时代很苦，从小放羊、放牛，到13岁才开始上学（直接上三年级）。
我母亲信佛，受母亲的影响，早早就对人生的痛苦有所感悟，很小就萌出家的念头。
从14岁开始，每逢寒假期间都会到寺庙里住一小段时间，体验出家生活。
到高中毕业后，自然就选择了出家的道路。
当时虽然出了家，但是对佛法的教理并不了解，只是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方式。
我出家的寺院平兴寺，坐落于“佛国海天”
——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东南方5oo米之坪岗山麓。
山上怪石嶙峋，群山环抱；寺院前面松竹并茂，十分美丽、安静。
1966年“文革”
伊始，由福鼎县委统战部组织全县僧众由青藏法师为创办佛教徒茶场。
十余名僧人于此结茅而住，垦荒种植，早晚课诵，从未间断。
1977年，礼请世行法师移锡于此，住持、改建本山道场。
因平地而起，兴作伽蓝，故名“平兴寺”
。
我去出家的时候，寺院刚好在修建。
所以我们几个青年人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，也要参加修建，生活十分艰苦。
但是，那时我们道心都很好，大家在一起也非常单纯，生活虽苦却很平静。
中国佛学院毕业后，我留在佛学院教务处工作了一段时间。
后来听说有几位在莆田广化寺的同学，在圆拙老法师的指导下学习戒律。
我得知这个消息，便到了广化寺，开始亲近圆拙老法师。
圆老特别慈悲，让我们几位年轻比丘住在藏经楼里，不需做任何杂务，集中精力学习戒律。
那段日子也是特别平静，每天除了吃饭、上殿、扫地，都是呆在藏经楼里看书。
当时寺院里有些人对此有些不满，但是圆拙老法师总是力排众议，鼓励我们认真学习，说只要有五位比丘学戒、持戒，便有正法住世。
后来，因为智敏老法师辞去福建佛学院教务长职务，圆老便请我担任，于是便开始教学的工作。
在福建佛学院期间，我对佛学院教育产生了一些看法，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学僧的知见、知识，但是对道心、戒律行持等最根本的东西却很难产生作用。
于是，便想回到山上静修。
1991年，我就返回平兴寺了。
因为当时平兴寺的建筑只有我们当年所建的五间石头房，所以才想重新建一座大殿以及几座僧寮，从来没有想到会住这么多人。
后来，因为刚出家的沙弥逐渐增多，便想集中起来学点东西，所以在1992年创办“普隐学堂”
。
当时有2o多位沙弥，但是自己总是觉得这种教育仍然是佛学院模式，有点灰心。
后来几年，逐渐有些青年比丘来山共住，于是我便想专门从戒律下手，无论是在教学上，还是在日常行持中，都强调依戒律而行。
山上十分安静，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，所以一般人很难住下来。
刚开始只有七八位比丘，后来慢慢多一点，但是流动性很大。
一方面山上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学戒、持戒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所以许多比丘都是慕名而来，但总是因为难以坚持而下山。
所以，我对戒律的弘扬虽然有些愿力，但基本上仍然抱着一种随缘的态度。
在佛菩萨的加被下，逐渐有些比丘固定住了下来，其中一些已在山上住了将近十年了，无论是对戒律的了解上，还是在戒律的行持上，都应该颇有成就吧！
而且随着寺院制度的完善，这个道场自然也就产生摄众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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