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寿三年（公元o年，癸亥年）
秋天，八月壬申日，赐死幽州总管燕荣。
燕荣这人性格极其严厉，动不动就鞭打身边的人，一打就是上千下。
有一次，他看到路边一丛荆棘，觉得可以做成刑杖，就命人取来，随即拿来在人身上试打。
有人辩解说自己没罪，燕荣说：“以后你有罪，就免你一次。”
不久这人犯了错，燕荣要杖打他，这人说：“前几天被打时，大人您答应过要是我有罪就饶恕我。”
燕荣说：“你没罪时都这样，何况现在有罪呢！”
照旧把人杖打了一顿。
观州长史元弘嗣调任幽州长史，他害怕受到燕荣的羞辱，坚决推辞。
皇上就命令燕荣说：“元弘嗣要是犯了要打十板子以上的罪，都必须上奏让我知道。”
燕荣生气地说：“这小子竟敢戏弄我！”
于是派元弘嗣去监管粮仓收粮，只要现一粒糠、一颗秕谷，就处罚他。
每次鞭打虽然不满十下，但一天之内，有时能打好几次。
就这样过了好几年，两人的仇怨越来越深。
燕荣于是把元弘嗣抓进监狱，断绝他的粮食，元弘嗣只能扯破衣服掏出棉絮，和着水吞咽。
他的妻子赶到京城喊冤，皇上派使者去调查，回报说燕荣残暴无度，贪污受贿，声名狼藉。
皇上把燕荣召回，赐他自尽，让元弘嗣接替他管理幽州事务。
没想到元弘嗣比燕荣还残暴。
九月壬戌日，设置常平官。
这一年，龙门的王通到京城进献《太平十二策》，皇上没采用，王通只好作罢回家。
之后王通就在黄河、汾水一带讲学授徒，从远方慕名而来的弟子很多。
朝廷多次征召他，他都没有去。
杨素很看重他，劝他出来做官，王通说：“我有祖先留下的旧房子，足以遮风挡雨，还有几亩薄田，能勉强维持生计，读书谈论道理，我就能自得其乐。
希望大人您能以身作则治理天下，让世道和谐，年成丰收，这样我得到的恩赐就很多了，我不想做官。”
有人在杨素面前诋毁王通说：“他其实很傲慢，不把您放在眼里，您干嘛敬重他呢？”
杨素拿这话去问王通，王通说：“要是您能被怠慢，那我就做对了；要是您不能被怠慢，那就是我做错了：对错在我，跟您有什么关系呢！”
杨素听了，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待他。
王通的弟子贾琼问怎么平息别人的诋毁，王通说：“不用辩解。”
又问怎么消除别人的怨恨，王通说：“不要争斗。”
王通还曾说：“没有赦免制度的国家，它的刑罚一定公平；横征暴敛的国家，它的财富一定会减少。”
还说：“听到诋毁就怒，这是给进谗言的人当诱饵；听到称赞就高兴，这是给阿谀奉承的人当媒介；杜绝诱饵，远离媒介，谗言和谄媚就会离得远远的。”
大业末年，王通在家中去世，他的弟子们给他谥号为文中子。
突厥步迦可汗的部落大乱，铁勒族的仆骨等十多个部落，都背叛步迦可汗，投降了启民可汗。
步迦可汗的部众溃败，向西逃到吐谷浑。
长孙晟把启民可汗安置在沙漠入口，启民可汗从此拥有了步迦可汗的全部部众。
【内核解读】
仁寿三年的这几件史事，如同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隋代社会的复杂面相，其中的人性百态与制度困境，即便放在今天仍有值得深思之处。
燕荣的酷政与覆灭，是权力失控的典型样本。
他将施虐当作权力的炫耀，用荆棘试人、构陷元弘嗣的手段，暴露了古代专制体系下“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”
的铁律。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元弘嗣从受害者转变为更严酷的施暴者，这恰似一场残酷的权力模仿游戏——当制度未能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，暴行便会像病毒般传染，最终形成“以暴易暴”
的恶性循环。
隋文帝的赐死令看似伸张正义，实则仍是人治模式下的偶然纠错，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酷吏滋生。
王通的选择则提供了另一种生存范式。
面对政治失意，他拒绝杨素的仕宦邀请，以“弊庐蔽风雨、薄田具饘粥”
的姿态坚守学术阵地，其“无辩止谤、不争息怨”
的处世哲学，既是对乱世中人性幽暗的洞察，也暗含着士人的精神自救。
他提出的“无赦之国刑必平”
“重敛之国财必削”
等观点，直指专制统治的两大病灶——司法不公与横征暴敛，即便在今天，这些思想仍闪烁着民本主义的光芒。
而他与杨素关于“慢公与否”
的对话，更展现了独立知识分子在强权面前的人格坚守。
突厥的部族更迭，揭示了古代边疆政治的丛林法则。
步迦可汗的溃败与启民可汗的崛起，本质上是游牧部族势力均衡被打破的结果。
长孙晟护送启民可汗的举动，体现了中原王朝“以夷制夷”
的边疆策略，这种利用部族矛盾维护边疆稳定的手段，虽在短期内有效，却也埋下了部族间长期纷争的隐患。
纵观这一年的史事，权力与人性的博弈始终是核心主题：燕荣的覆灭警示权力失控的危险，王通的坚守彰显人性在困境中的光辉，突厥的变故则展现了权力更迭中的丛林逻辑。
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镜像，至今仍能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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