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和妻子说。
吃完了早餐妻子温尔雅就出去了。
曾卫国很久以前就和她分床睡了，靠南有两间卧室他们各睡一间。
之前吵了一架，就一直冷战着彼此都不说话。
所以收拾渔具准备去水库里钓鱼当然也没必要和她说了。
钓鱼只是幌子，他要找两年前买过银环蛇的那个老板，和他再买一个条，虽然老板电话里说已经不做了。
他相信和蛇打交道的人总会有办法。
再说了他也没有别的门路和办法。
去西客站的短途公交车上坐的都是老头老太太，曾卫国没想到他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。
一直到退休他都没有买汽车，虽然单位的同事都买了汽车。
自行车到是换了好几部。
因为有共享单车，伴随他退休的那辆八百元买来的自行车当废品只卖了二十元钱。
上班没汽车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，一般三十分钟就到了，现在出远门总算感觉到买汽车的必要性了。
西客站到水库里的永安镇要八元钱，而且是没有汽油味的新能源客车。
以前学医的时候，一般星期五下午都要回家，星期天下午赶回学校，那时候的车费才五毛钱。
永安镇是个小镇，以前汽车到了水库坝下就是终点站，需要渡船过水库然后再坐车到永安。
父亲在永安镇医院当书记的时候，一般都是住在医院里，偶尔会回家。
父亲、母亲的老家都在水库里，过了永安镇还有十多里路，里面多是高山峻岭。
曾卫国很早很早以前去过几次，交通十分的不方便，老百姓生活非常贫苦。
父亲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山区山多地少，粮食根本不够吃。
父亲八岁就离开了家，给地主家放牛，吃不饱穿不暖。
冬天没有鞋穿，冷的把脚插进刚拉出来的牛屎里取暖。
一九四五年的某一天，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从山脚下经过，父亲丢下牛跟着队伍跑了，那年父亲十五岁。
母亲家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上面有两个哥哥，下面有弟、妹，父亲淋雨患肺炎没钱医治早早就死了。
哥哥结婚没地方住，母亲早早嫁给了父亲。
现在水库上架起了桥，汽车可以直通永安镇，所有的村庄都通了公路。
可惜父亲没看到没等到。
曾卫国对父亲有点不满意。
父亲是老实人，死都不会求人的那种。
在807厂十年，只从卫生所的所长升到副厂长，从来没有烧过火做过饭，下班了看报纸等着吃饭，还抽烟喝酒。
转业到地方，一家人没房子住，租住在老百姓的破房子里，吃饭小便都在一个房间里。
曾卫国在父亲当校长的卫生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农村卫生院工作，对此曾卫国一直耿耿于怀。
刚去卫生院报道的时候，医院刚刚搬入新盖好的七间二层楼房，单位只有六个人：西医，西药房兼注射室，中医兼中药房，妇产科，防疫各一人，新楼没盖之前租住在老百姓的家里。
全乡一万人口，由于离城里近，实际服务人口只有附近的三、四个村三、四千人。
农民生病肚子痛，是要上门出诊的，第一次出诊下大雨骑着自行车回来，从小路上摔倒勾里，脸上划出一道口子，泪水雨水血水都分不清了。
开始卫生局包基本工资，亏空都会补上，改革开放以后，单位自负盈亏，亏了也不管了。
单位搞承包分成三个小组，中医师没生意工资都拿不到。
好在搞防疫的医生上调上级单位，曾卫国顶替搞防疫，有一部分拨款。
后来上级又规定医院不能搞承包，又搞起了提成。
生意越多工资越高，中医付主任医师没生意，有两年没拿足工资，写信不断上访，最后还是给补发了工资。
最后搞起了效绩工资，百分之七十上面拨款，百分之三十自己赚，西药零利润。
单位有结余可以按比例发奖金。
单位效绩不好，曾卫国只拿到单位的平均奖，一年七、八万，除去上交的各类保险、住房公积金，也就五、六万的样子。
单位离城里近，好多人都想调进来，单位里的人因为效绩不好，都想调出去，从单位里调出去的人拉了个微信群，一共有二十一个。
光院长就换了七个。
从进单位一直干到退休的有四个人，曾卫国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这当然也不能全怪父亲，曾卫国自己要想调动，可以靠自己啊！
可是他自己也是万事不求人的那种老实人。
父亲最后一次住院，曾卫国第一天晚上陪在父亲身边，父亲竟然尿床了。
都二零零八年了，父亲还穿着晴纶衬裤。
第二天晚上曾卫国在医院值班，母亲电话打过来：“你爸不行了，快过来！”
曾卫国赶到医院，父亲躺在抢救室的床上，嘴上插着导管，自动心脏按摩器一下一下无情地按着，人早就不行了。
曾卫国满眼含泪，对父亲最后只感觉心痛。
之前父亲似乎有预感，“我怕活不到过年了，”
父亲对全家人说“如果我死了，不要麻烦任何人，把我的身体捐献给红十字会。”
按照父亲的遗愿，红十字的汽车直接从医院把父亲拉走了。
母亲一直没有有哭，一直很坚强，直到有一天整理父亲遗物时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，声音大老远都能听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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